北京门头沟区探索群众工作新途径


    2013年8月,门头沟第二次大规模入户征集群众意见活动正在开展。图为社工陈鑫、王久佳手拎意见箱正在进行入户调查。巩琳萌摄

      本文原载于《前线》杂志2013年第10期,作者:郑建。

      2013年8月9日。门头沟东辛房社区。

      一大早,社工陈鑫、王久佳就拎着意见箱走门串户,征集群众意见。七八月间,门头沟区第二次大规模入户征集群众意见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

      大规模入户征集群众意见始于一年前。2012年,门头沟区专门成立了360个入户调查组,先后走访232个村(社区),深入73547户调查,入户率达到93.66%,共征集群众意见8295条,涉及事项10222项。

      怎样很好地使用这些意见,把群众的意见落到实处?门头沟区对这些意见进行汇总归类、细致分析,并建立监督机制,督促逐条落实,因客观条件确实不能立即落实的则纳入未来工作规划。门头沟区委书记韩子荣说:“通过大规模入户征求意见、落实意见,我们找到了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一条现实路径。”

      “当群众的意见与政府的计划不一致时,我们选择了群众意见。”

      跃进村坐落在门头沟雁翅镇中北部,是一个面积只有5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一百出头的村庄。这个 “小”村,眼下正做着一件“大”事——建设文化活动中心。

      “叮叮咚咚”……修建中的跃进村文化活动中心主体建筑轮廓已然初显。不知道内情的人怎么都想不到,按照此前的政府计划,这里只是摆放一批崭新的体育健身器材,供村民锻炼身体。

      在记者的询问下,雁翅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说,今年,政府原本计划出资对跃进村村委会办公用房进行修缮,同时为村民新添一批体育健身器材。但是,在入户征集群众意见活动中,镇政府发现,村民对开展文化活动的意愿、需求更强烈,希望政府投资建设一个文化活动场所。

      怎么办?是按照政府的既定计划继续推进还是按照村民的实际需求作出调整?改变工作计划,势必打乱全年工作部署,也让有关制订计划的领导干部面子上不好看,给相关承办干部添麻烦、增加工作量;不改变工作计划,群众的真实需求得不到满足,政府出力且不讨好。

      面对这个极富挑战的难题,雁翅镇政府慎重考虑,毅然作出抉择:“改变原定计划,为跃进村修建文化活动中心!”接到调整工作任务的通知,负责此事的党员干部没有丝毫怨言,立即行动起来,重起炉灶地设计、规划、全情投入到建设跃进村文化活动中心工作中。

      坦率地说,雁翅镇政府遇到的上述问题,是当下许多政府及其部门在做群众工作时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置群众意见于不顾地推行原定计划还是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考验着每一位执政党员干部。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门头沟区以实际行动诠释、践行着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伟大理念: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图为社工正在向居民讲解征求意见表填写方法。


    图为社工正在向居民讲解征求意见表填写方法。

      “当群众的事很小、很琐碎时,不要轻视,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真不错,上次我们反映街道路上狗粪太多、环境脏的意见后,社区立马组织成立了养狗劝导队,挨家挨户上门劝导注意养狗卫生,现在我们这里的环境好多了。”家住东辛房社区的高云龙一见到记者,就忙不迭地说。

      原来,在去年征求群众意见时,东辛房社区有不少居民提出,社区里狗粪太多,政府能不能想办法解决解决?东辛房街道办事处接到这条意见后,立即召开班子会、座谈会等会议,研究如何尽快处理好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群众意见。

      经过多次调查、倾听居民意见,东辛房社区提出组建养狗劝导队,上门劝说居民注意养狗卫生。自成立至今,这个基本上由居民志愿者组成的养狗劝导队已经走遍了东辛房社区养狗户,普及宣传了养狗卫生理念。

      同样在东辛房社区,记者还采访到了一件党员干部解决百姓身边“琐事”、赢得群众交口称赞的“小”事。

      “我们这儿以前那简直没法住人,垃圾全堆那块儿,就在那里。”几位居民指着小区200米巷道尽头对记者说,“那味道,熏得我们简直没法开门……”

      背靠小山坡的东辛房社区136号院,院内空间狭窄,道路仅能容纳四个人并肩站立,环卫中心的垃圾车根本开不进来。于是,垃圾搬运便成了问题。2012年,居民在入户征集意见中反映了这个问题。

      东辛房街道办事处看到这条意见后,急群众之所急,立即决定从本不富裕的财政收入中每月支出300元,雇一名清洁工每天用手推车将垃圾从136号院转运到附近一处地势宽阔的垃圾站,确保垃圾被环卫中心的垃圾车清运。

      “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政府也可以不在乎我们的意见,爱理不理,是不是?但是,政府为了群众,再小的事也真心实意、雷厉风行地去办、去解决。我们大家伙儿真的很感动!”东辛房社区136号院的张华大妈激动地说出了对党和政府、对党员干部的心声。

      在会见采访党的十八大中外记者时,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正是本着这一朴实而崇高的理想,门头沟区解决了一件又一件类似的百姓“小”事。这些点滴小事的妥善处理,反映了门头沟区广大党员干部确实把群众放在了心上,把群众需求放在了第一位,并且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生动地诠释着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群众的意见,一定要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群众需求无小事,细小之处见真心。在有效解决一件件事关民生的“小”事中,我们的党员干部不仅深入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更是夯实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

      近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在浙江举行。

      这个地处浙江诸暨的乡镇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闻名全国。彼时,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如是,“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上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

      时至今日,半个世纪过去了,时间洪流不但没有将“枫桥经验”淹没其中,反而赋予它更加斑斓的色彩和丰富的内涵。

      故事忘了,精神传承

      如果让81岁的宣春岳老人讲“枫桥经验”,在他一口地道的方言中,首先被提及的就是“四类分子”(即地、富、反、坏——记者注)。

      “我们这个地方打架的很少,治安问题也少,偶尔村民之间有争吵。”老人似乎是要讲明枫桥由来已久的淳朴民风,“一个治保主任,一个调解主任,两个人可以解决村里500多人的问题”。

      在上世纪60年代,枫桥在改造“四类分子”过程中,按照“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发动民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打人、捕人,但贯彻落实了对“四类分子”的教育目的。1963年,“枫桥经验”就被肯定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成为各地效仿、推广的典型。

      “当时,是镇里开会宣布的。”时年31岁的宣春岳记得,这是“让人高兴”的大事。

      1970年,宣春岳开始担任村里的调解主任,在他“当到不能调解为止”的“村官”生涯中,并没有太多治安问题,而是以“兄弟分家”矛盾居多。

      如果说“枫桥经验”缘起公安战线,那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它变得越来越“兼容并包”。

      在泰山村,67岁的张忠锦老人自1985年起担任村支书,在他的“调解”经历中,一个“被改造好”的小偷,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那个小伙,就是不学好,把父母留下的三间茅草屋也卖了,谁都管不住,村里人都头疼他。”张忠锦回忆,“光说他没用”,后来发现他会拉二胡,就让他进了宣传队,还给他介绍对象,立业成家,总算走上了正路。

      “他还给演过沙家浜,”张忠锦不无欣慰地说,这样的年轻人“推一推就进劳改所了”,但“拉一把就改好了”。

      这恐怕就是“枫桥经验”中帮教模式的雏形。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现象增多,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现实问题。当时的枫桥镇就采取了“先就业,再成家的帮教模式”,效果非常明显。

      再后来,枫桥镇撤村、并村,很多资料“弄掉”了,宣春岳去做生意了,张忠锦也卸任了,逐渐忘记了很多故事。但是,他们的经历中,那些朴素的调解观念却潜移默化一代代传承了下来,支撑着“枫桥经验”一步步延续到今天。

      社区管理不是“慰问”

      2007年6月,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多了个“老杨调解工作室”。在这里,主持调解工作的是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杨光照。

      在退休前,杨光照就以善做群众工作出名。他的工作室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是纠纷调解的“专家门诊”。老杨常说,“群众有纠纷,我们如果不到现场勘察,就会影响对事实的了解和判断。现在,我们把调解室设在车轮上,开到村里去,开到百姓中间去!”

      这位老调解员靠着苦口婆心、耐心说理,经手的案子调解满意率达100%。

      如今,越来越多的“杨光照们”出现在乡村、社区和街道。平安志愿者、“和事佬”、义务调解员……浙江各地普遍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志愿者队伍,仅宁波市就发展各类志愿者队伍2223支、67万人。这些志愿者来自基层,最了解群众需求和心声,化解群众身边的矛盾也得心应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彭宗超认为:“‘枫桥经验’要发展下去,重点在基层,要不断创新基层工作。”

      在宁波市鄞州区,一批法官在自己居住的社区,每周都会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他们接受法律咨询,定期为社区居民进行普法讲座,还公开了QQ号码和电子邮箱,注册了微博,随时随地为社区居民解决疑问,化解矛盾。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小巷法官”。鄞州法院团委书记毛冠达表示,两年来,他们共接待群众900余人次,解决了各类纠纷80余起。目前,有64名法官在各个社区提供法律服务。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向春玲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枫桥经验”回归了社区管理的本质,“不是等出事了才去做,而是日常就做好基层工作,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和冲突了”。

      “在日常工作里就做好为群众服务这件事,”向春玲说,“必须摒弃把社区管理当‘慰问’的思路”。

      调解要重视法治理念的引导

      在这次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用“历久弥新”来形容“枫桥经验”。

      确实,几十年间,社会形势不断变化,问题种类越来越多,“枫桥经验”随之不断调整、创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先进经验,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功典范。

      如今,浙江省的“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而群众路线与法治理念的有机结合,已经渗入每个矛盾纠纷的解决中。

      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是最早成立的一个专业委员会,而“业务量”也是居高不下。

      今年66岁的人民调解员祝炳祥有时候一天要处理3起案件,如果说安抚家属需要耐心、诚心,那么,了解法律规定、交通事故赔偿标准、保险政策,靠得就是学习了。

      “就拿赔偿标准来说,每年都会调整,必须了解、吃透。”祝炳祥说,调解不是“和稀泥”,还得按法律办。

      衢江交警大队大队长诸葛海峰是带着“感激”的心情看待祝炳祥这些调解员的工作的。在成立专门的委员会之前,他们既要出警,又要调解,警力有限难免出现“压案”,有时候一年以前的案子都调不完。

      “有了他们,基本不会出现积压案件了。”诸葛海峰说,群众满意了,也有效释放了警力。

      在浙江,针对当前矛盾纠纷专业化、复杂化特点,各地普遍建立劳动争议、医疗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行业性专业调解组织,目前全省此类组织达3641个。针对一些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时有发生,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各自为战、势单力薄的情况,各地还积极构建“三位一体”“大调解”工作体系,全省建成县(市、区)级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82个。

      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张乐天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体现出了一个明确导向,基层矛盾化解的模式和方式,不再只是民间的方式,而是走向了法治,有在全国推广的价值。

来源:前线网
编辑:李柳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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